文/九紫居士
侯祥者，其家世里贯皆不可详考，唯知其在武周久视年间任左监门卫长史。此人本是朝堂中最不起眼的僚属，却因一桩惊世骇俗的自炫之举，在唐代官史中留下了令人侧目的一笔，成为武则天晚年宫廷乱象的特殊见证。
左监门卫长史一职，秩从六品上，在唐十六卫体系中属中层僚佐，掌宫城诸门文书簿籍与门禁勘合，虽非显要，却因职司之便得以常近禁闱。彼时正值武则天称帝后期，朝堂格局早已不复初唐清明——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虽已渐歇，但其造成的官场恐慌仍在延续；张氏兄弟（张易之、张昌宗）借控鹤府（后改奉宸府）之势权倾朝野，引得无数官僚或攀附或忌惮；而武则天本人既沉醉于"圣神皇帝"的无上权威，又难掩晚年对私情与享乐的沉溺，种种因素交织，催生出一种畸形的政治生态：既有如狄仁杰般坚守底线的诤臣，亦有像吉顼那样投机钻营的政客，更不乏为求晋升不择手段之徒，侯祥便是这最后一类人中最出格的代表。
久视元年（700年）六月，武则天改控鹤府为奉宸府，以张易之为府令，张昌宗为少卿。这一机构名义上是"供奉宸居"的侍从官署，实则是武则天蓄养男宠、寻欢作乐的场所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奉宸府"班在御史大夫下"，其成员除了张氏兄弟，还网罗了阎朝隐、薛稷等文臣，甚至吸纳了柳良宾（尚舍奉御柳模之子，因"洁白美须眉"被父亲举荐）、侯祥等异色人物。武则天为掩人耳目，还命这些"内供奉"陪侍御前时吟诗作赋，美其名曰"文学侍从"，实则每至宴饮，便令众人"嘲谑公卿，以为笑乐"，将朝堂礼仪抛诸脑后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侯祥上演了唐代官史中罕见的自炫丑剧。史载其"明自媒炫，丑慢不耻"，竟在朝堂之上公然宣称自己"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"，并请求入奉宸府充任内供奉。薛怀义何许人也？那是武则天早年最受宠信的男宠，以和尚身份入宫，曾主持修建明堂、天堂，封鄂国公，权倾一时，其与武则天的私情早已是朝野皆知的秘密。侯祥将自己与薛怀义作比，且直言不讳地夸耀私密部位，其言辞之露骨、行为之轻佻，在讲究礼法的中古官场堪称空前绝后。
此事一出，"溢于朝听"，整个洛阳朝堂为之震动。官员们或窃窃私语，或面露鄙夷，却大多敢怒不敢言——毕竟奉宸府是武则天的"私产"，张氏兄弟又正得圣宠，谁愿因指责一个小吏而触怒天颜？唯有右补阙朱敬则，以"职在谏诤"为由，毅然上谏："臣闻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陛下内宠，已有易之、昌宗，足矣。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，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炫阳道壮伟，堪充内供奉，无礼无仪，溢于朝听。臣职在谏诤，不敢不奏。"
朱敬则的谏言堪称胆大包天，不仅点破了奉宸府的实质，更将侯祥的丑事捅到了武则天面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武则天并未动怒，反而对朱敬则说："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"随后还赏赐他彩缎百段，以示纳谏。这看似开明的态度，实则暗藏玄机——武则天深知朝堂对奉宸府议论纷纷，朱敬则的谏言恰好给了她一个台阶，既显示了自己"从谏如流"，又默认了侯祥之流的存在不过是无伤大雅的"小事"。至于侯祥，史书虽未明载其是否得偿所愿进入奉宸府，但从武则天的态度来看，他大概率未受严惩，或许仍在左监门卫任上，继续做着攀龙附凤的美梦。
侯祥的自炫之举，绝非孤立的个案，而是武周晚年官场投机风气的集中爆发。当时像柳模那样"荐子求荣"者有之，像阎朝隐那样"为易之等奉溺器"者有之，甚至还有官员为讨好张氏兄弟，甘愿"着羽衣为舞，以求媚"。这些人深谙武则天晚年"耽于声色，怠于政事"的弱点，将传统官场的"才德取士"抛诸脑后，转而把"容貌""媚术"甚至"身体"当作向上爬的筹码。而侯祥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彻底撕碎了男性官员最后的体面——柳模荐子尚属间接攀附，阎朝隐奉溺器尚算"忠诚"表演，侯祥却直接将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易品，赤裸裸地向最高统治者"兜售"，将封建官场的权色交易推向了极端。
从制度层面看，侯祥事件暴露了武周官制的深层畸变。左监门卫本是护卫宫禁的禁军机构，其长史的职责应是"谨守门户，察奸止邪"，而侯祥却将其变为觊觎宫廷私情、钻营晋升的跳板，这本身就是对职官体系的嘲讽。更值得玩味的是奉宸府这一机构的设置——它凌驾于正常官僚体系之上，以"内供奉"之名行"私宠专权"之实，使得官场出现了一条畸形的晋升渠道：只要能讨得武则天或张氏兄弟的欢心，无论出身、才德，皆可平步青云。侯祥的自炫，正是这种制度怪胎催生的怪诞行为。
更深层的影响，在于此事对传统性别伦理的颠覆。在男权主导的中古社会，"女色祸国"是常见的历史叙事，人们习惯了男性统治者收纳后宫佳丽，却难以接受女性帝王蓄养男宠。而侯祥作为男性官员，主动向女性最高统治者献上身体，无疑是对"男尊女卑"纲常的公然挑战。这种挑战并非出于平等意识，而是源于极端的功利主义——在皇权面前，性别角色可以被随意解构，只要能换来利禄，男性亦可沦为被审视、被交易的性资源。后世史学家对武则天"牝鸡司晨"的批判，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类事件带来的伦理冲击。
关于侯祥的最终结局，正史再无记载，其生卒年、后续仕途皆湮没于史海。这种"半截式"的记录，恰体现了史家的态度：他不值得被详细书写，却又必须被记录下来，作为"武氏之世，人皆丧心"的例证。唐代文人张鷟在《朝野佥载》中曾辛辣地嘲讽："今之进者，非附丽即自炫，侯祥之流，亦常态也。"在他看来，侯祥的丑行并非特例，而是那个时代官场的"常态"，只是其他人做得更隐蔽，而侯祥过于露骨罢了。
宋代编纂《新唐书》时，将侯祥之事与贺兰敏之的乱伦、武三思的秽行并列，归入《外戚传》的附论中，意在警示后世：外戚专权、私宠干政，必然导致官场道德沦丧。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更是特意收录了朱敬则的谏言和侯祥的自炫之举，其评语虽未明言，却暗藏春秋笔法——通过记录这些荒诞之事，展现武则天晚年的朝政败坏，为"神龙革命"的合理性埋下伏笔。
清代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，从人性角度对侯祥事件进行了深刻批判："武氏之世，人皆丧心，侯祥之狂，乃利禄之毒入于骨髓也。"他认为，侯祥的疯狂并非天生，而是专制皇权下利禄之毒侵蚀人性的结果。当最高统治者以个人好恶凌驾于制度与道德之上时，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便会突破一切底线，像侯祥这样的投机者便会应运而生。
相较于同时期的酷吏侯思止（以无赖告讦发家，动辄罗织罪名陷害朝臣），侯祥的"罪行"虽未伤及人命，却在精神层面造成了更大的冲击。侯思止破坏的是司法正义，而侯祥解构的是官僚体系的精神内核——他让人们看到，在绝对权力面前，所谓的"士大夫气节"竟可以如此廉价，所谓的"官场体面"竟可以如此不堪一击。
如今，当我们翻开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中关于侯祥的寥寥数语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投机小吏的丑态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荒诞与悲凉。在武则天称帝的辉煌光环下，在张氏兄弟的奢靡淫乐中，像侯祥这样的小人物，用最不堪的方式，为武周政权的晚年写下了一段刺眼的注脚。他们或许从未进入权力核心，却以其独特的存在，映照出专制皇权对人性的扭曲，以及官场生态在欲望与恐惧交织下的病态图景。侯祥列传虽简，其背后的历史镜像，却足以让后世读史者深思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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